山匪之后，队伍里的气氛明显不一样了。
从前各家流犯虽然走在一起，实际上彼此防备。谁家有几块干粮、谁手里还藏着几文钱，恨不得连同路人都瞒着。可经过那场袭击之后，至少在过山道时，人们会下意识靠得近一些；晚上扎营，也有人主动问一句需不需要搭把手。
沈昭宁并不觉得所有人从此就会同甘共苦。
人性不会因为一次危险彻底改变。真正让大家靠近的，只是意识到单独一个人在路上太脆弱。等到了黑水，有了更具体的利益冲突，今日这点信任未必还能剩多少。
但至少此刻有用。
赵启也调整了队伍。青壮男人被安排在外侧，老人孩子走中间，粮车前后各多放了两名官差。路过窄道时不再任由队伍拉成长蛇，而是分成几段，避免一旦出事首尾不能照应。
这其中有一部分，显然借用了沈昭宁那天的做法。
赵启没有明说，沈昭宁也没觉得值得拿出来邀功。
三日后，队伍进入青河县。
县城不大，城门外却挤着许多挑担卖货的人。赵启照例进城补粮，结果不到半个时辰就黑着脸出来。
“怎么了？”身边官差问。
“米价涨了。”
“又涨？”
“上个月一斗陈米五十文，现在七十八。”
年轻官差倒吸一口凉气：“这才多久？”
赵启骂了一声：“粟米也涨。粮铺说今年西边减产，商队收粮收得凶。”
沈昭宁正好从旁经过，把这几句话听得清楚。
粮价上涨并不意外。
山河图显示的旱情还在持续，沿路庄稼收成也确实不好。真正让她在意的是“商队收粮收得凶”几个字。
需求正常增加会涨价，大规模主动收粮却可能意味着另一件事——有人预判价格还会更高，因此提前囤货。
她下午借着买针线的机会，和青禾一起去了城门附近的集市。
流犯不能擅自远离队伍，但赵启允许每家派一两个人在官差看守下补充必须物资。沈昭宁没有去粮铺，反而先看了几家小摊。
一把粗盐比京郊贵近一倍。
旧布、旧棉衣价格也高。
卖豆子的农户却不少，价格涨幅反而没主粮大。
沈昭宁蹲在一处豆摊前问：“今年豆收得如何？”
摊主是个四十来岁的农妇，见她衣着破旧又跟着官差，大约猜到是流犯，倒也没有嫌弃：“不成。雨少，荚都瘪。往年一亩能打一石多，今年有的地连八斗都没有。”
“那怎么还这么多人卖？”
“谁家不得换盐换布？不卖豆子，拿什么过冬。”
沈昭宁心里微沉。
歉收年份，农户反而不得不卖粮换必需品。卖得越早，后面自家缺粮时买回来的价格越高。若再有人趁低价大量收粮，到了真正青黄不接的时候，粮价会被推得更快。
她又问：“最近收豆收粮的商队多吗？”
农妇往不远处扬了扬下巴：“那不是。”
沈昭宁顺着看去。
三辆大车停在粮铺门口，车侧挂着深青色旗子，上面只绣了一个“河”字。几个伙计正在把粮袋一包包过秤装车。
“河西商盟？”
“姑娘还知道这个？”农妇道，“西北谁不知道河家的商号。粮、盐、药、布，他们什么都做。听说凉州一半的大粮仓都跟他们有关系。”
“他们今年一直在收粮？”
“入秋后就没停过。”
青禾站在旁边，担心问多了惹人注意，轻轻扯了扯沈昭宁袖口。
沈昭宁没有再问。
她买了两斤黄豆、一小包针，又花三十文买下一张破旧羊皮。
回去时，周氏看见豆子，脸顿时垮下来：“十三两银子本就不多，你买生豆子做什么？煮一锅还费柴，不如直接买饼。”
“豆子便宜。”
“便宜也不能当干粮啃。”
“我不是现在吃。”
沈昭宁把豆子交给青禾，没有解释太多。
她买豆子主要有两个目的。
一是看看西北常见豆种质量，留下些种源；二是想试一件事。
流放路上不方便做，可到了黑水以后，若当地粮价高、豆价相对低，豆制品会是一门很实际的生意。
豆腐并不是什么惊天发明，这个时代已经有，只是西北贫困小城未必普及。就算黑水有豆腐铺，也可以再观察豆浆、豆干、豆渣养畜这些环节是否有利润。
她不打算靠“现代人发明古代没有的东西”一夜暴富。
真正稳妥的生意往往不是发明，而是把已有的东西做得更便宜、更稳定，或者利用别人不愿利用的边角料。
傍晚离开青河县时，沈昭宁看见那几辆河西商盟的粮车也出了城。
方向却不是往灾情更重的西边，而是往东。
她问赵启：“这些粮车为什么往京城方向走？”
赵启看了一眼，语气淡淡：“商人逐利。哪里价高往哪里卖。”
“可西边不是更缺粮？”
“缺粮的人没钱，京城有钱。”
一句话简单得残酷。
沈昭宁沉默。
现代供应链里同样有这个问题。商品不会天然流向最需要的人，而会流向愿意支付更高价格的地方。若没有行政调度与储备粮制度托底，灾区越穷，越可能买不到粮。
而大晟显然也有官仓，只是不知道官仓里究竟有多少是真粮。
她想起父亲的案子，也想起“三年前断粮七日”。
也许一场军粮案从来不只是某个官员贪了银子。
它背后可能是一整条从田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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