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因为我。”老周说，“我跟他妈说过一句——我说，你要是回来，就别走了，我给你在厂里安排个活。厂里那时候还能安排。”
“他说什么。”
“他说爸，我不回来。”老周说，“他说他回来干什么，回来让我给他安排个活，然后我们俩一起在厂里耗着，耗到六十岁，然后他再给他儿子安排一个。”
老周笑了一下。
“他说得对。”
他把登记簿合上。
“我要是当年说了那句话，”他说，“厂里不会让我好看。我倒无所谓，我这把年纪，大不了提前退。可我儿子——我儿子在成都已经买房了，贷款还有二十二年。他要是知道他爸在厂里惹了事，他得回来。”
“他一回来，”老周说，“这二十二年就压在他头上了。”
方牧走出传达室的时候是八点。
他走了几步，回头。
老周已经坐回窗里头了，本子摊开，笔拿在手上。
“周师傅。”
“嗯。”
“那盆薄荷，”方牧说，“您浇了几年了。”
老周没抬头。
“八年。”他说。
那天上午，老周登记了三十一个人。
下午三点，他做了一件八年来没做过的事。
他把墙上那块木板摘下来，用抹布把照片擦了一遍——不是擦灰，是擦那层黄。
擦不掉。
擦完他把板挂回去，站在底下看了一会儿。
照片上那个二十三岁的瘦高个。
两只手插在裤兜里。
脸绷得很紧。
像是不习惯被人拍。
老周看着他，看了一会儿。
他从抽屉里拿出手机。
手机是他儿子去年给他换的，说他那个老人机看不见字。
他翻到儿子的号码，按了拨号。
响了六声。
“爸。”
“哎。”
“我这儿忙着呢，晚上给你回。”
“别回。”老周说，“我就说一句。”
电话那头静了一下。
“你说。”
老周看着照片。
“今年过年，”他说，“你回来一趟。”
电话那头没声音。
“厂里……厂里现在人少了，活也不多。”老周说，“你要是回来，我带你去车间看看。”
“爸，你怎么了。”
“没怎么。”
“你别吓我。”
老周笑了一下。
“我好着呢。”他说，“我就是想让你看看那台机器。”
“什么机器。”
“WH-01。”老周说，“德国人的，九八年进的。”
他停了一下。
“你爸——不是，博尧那小子当年跟我说，这台机器能做到正负零点五毫米。我说做不到。他说做得到，就是慢一点。”
电话那头，他儿子没说话。
老周把手机换到另一只手。
“你回来，”他说，“我带你去看看，它现在还在不在。”
挂了电话，老周坐在传达室里，抽了今天第三根烟。
提前了。
他抽完，把烟头摁灭，在本子上写了一行：
二月十一日。三十一人。
写完他停了一下，又添了一行：
今天给成都打了个电话。
那天晚上，文嫂家里的箱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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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牧坐在桌对面，把上午在厂里听到的话讲了一遍。
讲完，他才说了一句别的。
“文嫂，”他说，“老周今天讲了八年前的事。”
“他不是不肯说吗。”
“他还是没说全。”方牧说，“他只是承认了一件事——那天晚上十点四十，有一辆车从厂里出去。”
文嫂看着他。
“那辆车里是谁。”
“他没看清。”
文嫂没说话。
她伸手摸了摸桌上的箱子，摸到那块屏幕。
屏幕是凉的。
“他为什么现在说了。”她说。
方牧想了想。
“因为他今天给儿子打了个电话。”
夜里十一点，传达室。
老周躺在床上没睡着。
他在想一件事：八年前那天晚上，他其实看清了。
车牌最后三位是 7。
他记得，因为那天是他生日，二月十九，他那年五十二，他记得那个数字。
他没说。
不是不敢。
是他想等一个人先开口。
他等了八年。
今天他先开了口，但只开了一半。
老周翻了个身，把被子往上拉了拉。
窗外，厂门口那盏路灯还亮着。
窗台上，那盆薄荷的叶子在风里动了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