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律师的办公室在虹口，一栋八十年代的老楼，三层。
楼道里贴着瓷砖，瓷砖缝是黑的。楼梯扶手的漆掉了一半。
方牧上到三楼，看见一扇木门，门上钉着一块铜牌：沪申律师事务所。
他推门进去。
前台没有人。只有一张桌子，一台老式饮水机。
“有人吗。”
里头传来一声：“进来。”
办公室不大，十来平。
两张桌子，一排书架，书架顶上摞着一摞摞的卷宗，用牛皮纸绳捆着。
靠窗那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个人。
五十六七岁，头发花白，穿一件灰色的毛衣，袖口起了球。
“赵律师？”
“是。”那个人站起来，“你就是方牧？”
“是。”
赵律师伸手跟他握了一下。
他的手很干，很凉。
“坐。”
方牧把包放在桌上，一样一样往外拿。
吴师傅那份真的检修记录。
博尧抄的那张账。
两本册子的对照照片。
恒信报告的复印件。
那张拟处置清单。
最后，他拿出一张纸。
是那盘录音带的文字记录。
何斌手抄的。
末尾有他的签名和日期。
赵律师没有马上看。
他先问了一句：
“原件呢。”
“在我这儿。”方牧说，“带子我不能给您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“因为它是孤本。”方牧说，“它一旦离开我的手，往后就说不清了。”
赵律师看了他一眼。
然后他低下头，开始看。
他看了四十分钟。
中间没有问一句话。
看到两本册子对照照片的时候，他停了大概半分钟。
把两张照片拿起来。
对着窗外的光看了看。
看到恒信报告第十七页的时候，他拿出计算器，按了几下。
看到那张清单最后一行的时候，他把纸放下，摘了眼镜，用袖子擦了擦。
四十分钟以后，他把眼镜戴回去。
“你想打什么官司。”他说。
方牧看着他。
“我不知道。”
“不知道？”
“我不知道能打什么。”方牧说，“我想先知道，能不能打。”
赵律师把眼镜摘下来，放在桌上。
“那我告诉你。”他说。
“您说。”
“第一条。”赵律师说，“工伤认定。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，单位三十天内申请；单位不申请的，职工或者近亲属一年内申请。”
“一年。”
“一年。”赵律师说，“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九号，到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九号。过期八年。”
方牧没说话。
“第二条。”赵律师说，“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是三年。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那天起算。也过了。”
“第三条呢。”
“第三条，”赵律师说，“是刑事。这个事当年定性是生产安全事故，不是刑事案件。你要把它翻成刑事案件，要么公安重新立案，要么检察机关监督。律师做不了这个。”
他把三根手指收回去。
“所以，”他说，“这案子我打不了。”
方牧坐在那儿。
他没着急。
他把手放在桌上，慢慢地问了一句：
“赵律师。”
“嗯。”
“那这个案子，”他说，“八年前您接不接。”
赵律师的手停住了。
他伸手去拿茶杯。
茶杯是搪瓷的，上面印着“先进工作者”，字掉了一半。
他端起来，喝了一口。
茶凉了。
他把杯子放下。
“方先生。”他说。
“嗯。”
“你这些材料，”他说，“是从哪儿来的。”
“一部分是家属给的，一部分是公开渠道调的，一部分是有人愿意拿出来。”
“有人愿意拿出来。”赵律师重复了一遍。
“是。”
“那个人是谁。”
方牧没答。
赵律师也没追问。
他把那摞材料往中间拢了拢。
“我不问你这个。”他说，“我问你一句别的。”
“您问。”
“要是最后，”赵律师说，“这些材料没有一样能用，你怎么办。”
方牧看着他。
“那我就从头再来。”
“再来一次是八年。”
“再来一次是八年。”方牧说，“那也比不来的强。”
赵律师没说话。
他低下头，把那摞材料一份一份归齐。
归齐了，他推到一边。
然后他站起来，走到书柜前，从最下面一格拿出一个纸盒。
他把纸盒放在桌上，打开。
里面是一摞旧卷宗，很旧了，纸都发黄。
他抽出一本，翻开。
“二〇〇一年。”他说。
方牧看着那一页。
“一个工人，三十三岁，冲床压掉三根手指。”赵律师说，“没签劳动合同，厂里不认。他老婆来找我的时候，抱着一个孩子，孩子两岁。”
“后来呢。”
“后来我接了。”赵律师说，“我准备了两个月。”
他翻到中间一页。
“开庭前一天，”他说，“我师父叫我去吃饭。”
“您师父？”
“我入行的师父。”赵律师说，“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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