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一六年三月，博尧死了第二十七天。
那天下午，厂里人事科的一个年轻人把老周叫去了。
年轻人姓什么，老周忘了。
只记得三十出头。
穿一件很挺的白衬衫。
说话前先笑。
“周师傅，坐。”
老周坐了。
“厂里现在这个情况，您也看到了。”
“看到了。”
“您这个年纪，”年轻人说，“车间里的活，肯定干不动了吧。”
老周那年五十二。
他在车间站了三十年。
站到最后一年，腰椎间盘突出。
蹲下去要扶着东西才起得来。
他没说话。
“两个选择。”年轻人把一张纸推过来，“第一个，内退。按工龄算，一个月一千八百六，医保接着交，到六十岁办正式退休。”
“第二个呢。”
“第二个，去门口。”年轻人说，“传达室。一个月两千四，就是得倒班，早班六点到下午两点，晚班两点到十点。”
老周看着那张纸。
“我五十二。”
“是。”
“我还能干十年。”
年轻人笑了一下，没接话。
“周师傅，我不是跟您过不去。”他说，“是厂里现在这个样子，车间开不了几条线。您留着，也是站着。”
老周把纸拿起来看了看。
一千八百六，两千四。差五百四。
他老伴那时候已经查出来了，肺上那个结节，医生说要观察，半年做一次CT。
一次CT四百三。
他心里算了三秒。
“我去门口。”他说。
年轻人显然松了口气。他把另一张纸推过来。
“那您签个字。”
老周拿笔，手停住了。
“我有个问题。”他说。
“您问。”
“博尧那事，”老周说，“厂里怎么说的。”
年轻人的笑收了一点。
“违章操作，意外启动。”他说，“这个结论下来了。”
“我在厂里干了三十年。”老周说，“我进过多少次二号车间，我数不清。我从来没见过那台机器自己启动。”
“周师傅，这个由专业部门认定。”
“我就是专业的。”
年轻人没说话。他把笔帽扣上了。
“周师傅，”他说，“您这话我听见了，我记着。可我得跟您说一句——结论下来了，就得认。您要是不认，您这三十年在厂里的名声，就全搭进去了。”
老周看着他。
“名声。”他说。
“是。”
老周笑了一下。
他把手里的笔放下，站起来。
“那我问最后一句。”他说，“我要是签了这个字，去看大门，我还能不能进二号车间。”
年轻人愣了一下。
“传达室不管车间。”
“我知道不管。”老周说，“我就问，我能不能进。”
年轻人想了想。
“能。”他说，“没人拦您。可车间封了。”
“封了也能进。”
“……能。”
老周把笔拿起来，签了字。
他去看大门，不是因为那五百四。
是因为门口能看见。
传达室在厂门口正中。
玻璃窗对着那条主通道。
所有进出的车，所有进出的人，都得从他窗前过。
谁什么时候来，谁什么时候走，谁跟谁一起走。
他坐在那儿。
一本本子，一支笔。
全记得下来。
车间封了不封，那是别人说的。门是他看的。
第一个月，他记了四百二十六条。
第二个月，四百一十一条。
第三个月，三百八十条——人少了。
开头两年很难熬。
最难熬的不是累，是叫人。
以前他带过的徒弟，有的现在是车间主任，有的自己开厂了。他们开车进出，摇下窗，喊一声“周师傅”。
喊得都很客气。
有时候还会递根烟。
老周接，也回话。
可他每次听见那声“周师傅”，心里都像被人拿指甲刮了一下。
不是他们不尊重他。
是他们喊得太自然了。就像他天生就该坐在这间屋子里，天生就该摊开一本本子，天生就该记谁几点进来几点出去。
有一回，一个他带过的徒弟开车进来。
摇下窗喊他。
然后从车后座拿了两盒茶叶递进来。
老周说：“不要。”
“周师傅，一点点意思。”
“我说不要。”
徒弟愣住了，把茶叶收回去，摇上车窗走了。
老周坐在窗里头，抽了那天的第五根烟。
抽完，他打开本子，把那辆车的进出时间记了一遍。
他记了八年。
他也想过走。
二〇一八年，他老伴肺上那个结节确认是良性的。那天他回家，坐在床边，跟老伴说了句：“要不我不干了。”
老伴说：“不干你干什么。”
“我五十四，还能干。”
“你去哪儿干。”
老周答不上来。
老伴说：“你在厂里干了三十年，除了机床你还会什么。”
老周说：“我会看门。”
老伴看了他一会儿，没说话。
那天晚上他没睡。
第二天早上五点四十，他照常到传达室，照常给那盆薄荷浇水。
二〇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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