责。”
“办这个案子的民警、当年审核把关的负责人，一个都跑不了。还有杨德明那几份证人证词，被人塞在卷宗最后面没动过，这是谁干的？”
刘国平在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：“……秦市长，这案子当年办案流程确实有问题，我会安排专人复核，该追责的绝不姑息。”
林默补了一句。
“行，这些我都会关注，如果处理的我不满意，到时候我就处分你。还有，如果平反成立，你要亲自去一趟杨德福家，该道歉的道歉，该赔偿的赔偿。这事不是走个流程就完了的，要让人家看到政府的诚意。”
“明白。”
刘国平的声音比刚才沉了一些。
挂了电话之后林默靠在椅背上，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下来了。
办公室里的日光灯白晃晃地亮着，桌面上那三份材料并排摆着，每一份都标了红色的批注和截止日期。
他伸手揉了揉眉心，想起杨德福那个案子。
那个人在监狱里已经关了几年了，而真正该被关进去的人还在外面活着。
一个证据链残缺到这种程度的案子，当年居然能判下来，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破案压力、靠的是年度考核指标、靠的是上面要结果下面只能想办法凑结果。
他心里翻来覆去只转着一个念头，这种案子，他以前送外卖的时候也见过类似的新闻。
外卖员被冤枉拿了顾客的东西，平台不查监控直接扣钱罚款，连申诉的机会都不给，因为“系统判定就是这样”。
人在某些系统面前，连解释的资格都没有，系统说你错了你就是错了，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。
但那是一个外卖员的几块钱，这是一个人被关进去的几年人生。
外卖员丢了钱还能再挣，一个人丢了的那几年怎么补？
杨德福在监狱里待了这几年，他的人生停在那里，外面的世界继续往前转，等他出来的时候，他哥哥都老了好几岁。
林默坐直身体，把笔帽扣上，看着那三份摊开的材料。化工厂、印刷厂、杨德福案，每一件都涉及具体的人、具体的责任、具体的期限。
他只有二十来天了，但他可以在走之前把这些该拧紧的螺丝拧一遍，能尽量再帮到一些人。
接下来的几天，林默像一台被拧到满档的发条机器，把之前定下的那些事一件一件地往前推。
杨德福的案子最先有了动静。
刘国平那边派了专案组重新复核，卷宗被翻了个底朝天。
当年办案笔录里那些前后矛盾的供词、缺失的物证链条、被忽略的不在场证明，一条一条地被列了出来，像被人拿着灯把桌子底下的灰全扫了出来。
当年办这个案子的民警被停职审查，分管领导被记过处分，案子正式启动再审程序。
杨德明的电话从平桥镇打到了赵永年的手机上，那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三四秒才开口，只说了一句“谢谢市长”，然后就没声了。
电话没挂，但林默隔着听筒都能感觉到那一头传来的呼吸声，又粗又重，像是喉咙口堵了一团东西，翻来覆去地上下滚动，就是出不来。
林默靠在椅背上听完那三个字，过了两秒才回了一句：“你弟弟的事，会有一个结果。”
杨德明那边还是没有说话，又过了好几秒才挤出一声含糊的应答，然后电话挂了。
林默把手机放回桌面，盯着屏幕暗下去，心里翻了一下。
那个庄稼人等了两年多，等来等去，最后只等到了一句官方回复、一个“建议走程序”的敷衍。
他大概已经快不抱希望了，所以听到“会有一个结果”的时候，反而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
化工厂那边动静更大。环保局的人这回没敢糊弄，带着仪器进了村，挨家挨户接水样。
以前那几份“合格”报告上的数据像是开过美颜似的，清清爽爽干干净净，这回新报告一出来，各项重金属指标直接翻了好几倍，数据表看着像心电图，一条接一条地超出红线。
环保局局长把新报告送到林默桌上的时候，脑袋低得快跟桌面平齐了。
林默翻了翻，没看数据，只问了一句：“以前那份‘合格’报告，谁签的字？”
局长沉默了两秒：“……我签的。”
林默把报告合上，靠进椅背里看了他一眼，语气不重，但每个字都像带着棱角。
“写份检查交上来，然后把这个事情给我办好，将功补过。下次再有这种‘我签的’的事，你签的那就不是报告了，是辞职信。”
局长没敢再说半个字，低头应了一声“是”就退了出去。
门关上的时候林默能听见他在走廊里长出了一口气，像是刚从考场里逃出来的考生。
印刷厂的整改也同步启动了。
老板最开始还想挣扎一下，连着打了三个电话，第一个打给传话的市领导，那边回了一句“这事我管不了了”。
第二个打给以前合作过的关系户，那边说“老兄你自求多福”。
第三个打给林默办公室，接电话的是赵永年，转达的原话是“秦市长说按程序办”。
老板挂了电话之后沉默了半天，第二天就老老实实地签了整改协议，承诺在限期内完成废气处理设施改造。
林默拿到协议的时候扫了一眼，对赵永年说了一句。
“早这么配合不好吗？非要挨个打一圈电话才知道疼。”
与此同时，清理行动开始向更深处延伸。
那些靠秦绍文关系混进体制内吃空饷、挂闲职的人，一个一个被点了名。
赵玉芬的弟弟赵建军，国企岗位被解除劳动合同之后，急得像热锅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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