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牧住在弄堂里一间十二平米的屋子。
房子是二〇二四年一月租的。
一个月两千八。
没有独立卫生间。
窗户朝北，冬天照不进太阳。
屋里东西很少。
一张床。
一张桌子。
一把椅子。
一个衣柜。
还有一个装衣服的纸箱。
他没买衣柜。
纸箱用了六年。
桌上摆着一台笔记本电脑，旁边是一个相框，相框里没有照片。
那相框里装的是一张纸。
二月十三日上午，方牧坐在桌前，把那张纸抽出来看了一遍。
纸是A4的，很薄，边缘发黄。
上面打印着一张表，四列：姓名、工号、工龄、岗位。
一共四百零一行。第一行是表头，后面四百行是名字。
最后一行底下有一行手写的话。
字很难看。
是用圆珠笔写的。
笔迹重得把纸都划破了：
方先生：这四百个人里，有三个我认识二十年了。他们现在都在找工作。我不恨你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他们的名字。
落款是：常州，老赵。
二〇一九年，方牧三十二岁。
他在纽约一家做跨境并购的机构。
职位是总监。
那一年他做了十一个项目。
其中最大的一个，是替一家美国私募基金做买方尽调。
对方是江苏常州一家汽车零部件厂。
那家厂叫常鑫，四千二百人，做汽车转向节，客户是两家德系整车厂。
买方的诉求很明确：压价。
方牧带队进场，待了十九天。他做了三件事。
第一件，他把常鑫的应收账款按账龄重排了一遍。
发现三年以上的应收里，有两千三百万是收不回来的。
因为那两家德系客户，已经把常鑫从二级供应商名单里剔除了。
只是还没正式通知。
第二件，他查了常鑫的环保处罚记录。
发现二〇一七年有一次废水超标。
罚了八十万。
没有披露。
第三件，也是他自认为最漂亮的一件。
他算了常鑫的设备成新率。
账面写的是百分之七十六。
他按实际开工小时数和维修记录重算。
算出来是百分之四十一。
三件事加在一起，估值从十二亿压到七亿四。
买方以七亿六成交。
成交后第十一个月，新东家关闭了常州工厂。
把产能转移到他们在墨西哥的工厂。
四百个人失业。
方牧知道会有裁员。
他在报告里写过一句：“收购完成后，买方预计将通过产能整合实现协同效应，涉及人员优化约三百至五百人。”
他写的是“人员优化”。
这不是他发明的词，这个行业里每个人都这么写。
他把报告交上去的那天晚上，在办公室喝了一杯威士忌，跟同事说了一句：“这单做得干净。”
同事说：“干净。”
他们碰了杯。
那封信是二〇二〇年三月到的。
寄到他纽约的办公室。
国际快递。
信封上没有寄件人地址。
只有一个手写的单位名称：常州常鑫机械制造有限公司。
前台签收的时候没在意，放到他桌上，被压在一摞文件底下。
他第三天才发现。
他拆开，抽出那张纸，看了大概十秒钟。
然后他做了一件他后来想起来觉得很奇怪的事。
他没有把纸扔掉。
也没有收起来。
他把它放在桌上，压在键盘旁边。
放了三个月。
三个月里他每天看见它。
他数过。
那四百个名字里，工龄二十年以上的有一百六十三个。
三十年以上的有四十七个。
最长的一个是三十九年。
三十九年。
那个人进厂的时候是二十二岁，出来的时候六十一。
二〇二〇年六月，方牧辞职了。
辞职的时候他的老板问他为什么。他说想回中国。
老板说，你回去干什么，中国那边这个赛道还没起来。
方牧说，我不干了。
老板看了他一会儿，说了一句：“方，你是我见过最会算的人。你要是走了，我这几年少赚很多钱。”
方牧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老板说：“那你为什么走。”
方牧没答。
他也没法答。
他总不能说：因为我把一个数字从七十六改成了四十一。
然后有四百个人丢了工作。
其中一个人干了三十九年。
他也不能说：那个人给我写了一封信。
信里没有骂我一句。
只是把四百个名字打出来寄给我。
他更不能说的是——那封信我看了三个月。
我一个名字都没记住。
可我记住了那行数。
一百六十三个二十年以上。
四十七个三十年以上。
一个三十九年。
我记住的全是数字。
回国后他去了上海。
头两年他没找工作，靠积蓄过。
他试过几件事。
给朋友的公司做过两次顾问。
写过一份行业报告。
还在一家培训机构讲过六次课。
讲怎么读财务报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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