讲到第四次的时候，有个学员问他：“方老师，您做过最大的项目是什么？”
他说：“常州常鑫。”
学员说：“那个项目我听说过，估值压得很漂亮。”
方牧站在讲台上，停了几秒。
“是。”他说，“压得很漂亮。”
那天晚上他回到住处，把那张纸从箱子里翻出来，重新看了一遍。
他忽然发现一件事。
他看了三年，记住的全是数字——工龄、人数、成新率、估值。
他从来没记住过一个名字。
四百个名字，他一个都记不住。
二〇二四年一月，他租下弄堂里这间十二平米的屋子。
搬家那天他只带了三个箱子。其中一个箱子里，装着那张纸。
他把纸装进相框，摆在桌上。
不是为了提醒自己。
是因为他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。
二月十三日上午，他坐在桌前，把信放回相框。
然后他打开电脑，翻到一份文件。
文件是他回国以后做的第一件事。
他把博尧寄到纽约的那只箱子，从头到尾拆了一遍。
把里面九道验证的结构画成一张图。
又把八年里能查到的公开资料，全部整理了一遍。
整理完他写了一句话，写在文档最上面：
这次我算的不是价。
十点，有人敲门。
是文嫂。
她站在门口，手里拎着一个布袋子。
“方先生。”
“文嫂，进。”
“我不进了。”她说，“我就问一句。”
方牧把门开大了一点。
“您问。”
“你为什么回来。”文嫂说。
屋里静了一下。
方牧看着她。
他本可以说很多话。
他可以说因为博尧是他兄弟。
可以说因为这事不平。
可以说因为他闲着也是闲着。
他一句都没说。
他转身，从桌上把那个相框拿起来，递给她。
“这是什么。”文嫂说。
“一封信。”
“谁写的。”
“一个我不认识的人。”方牧说，“二〇二〇年三月寄到我纽约的办公室。”
文嫂把相框接过去。
她不识多少字，但数字她认得。
她看了很久。
“这一行一行的，”她说，“是名字？”
“是名字。”
“多少人。”
“四百个。”
文嫂抬起头。
“这些人怎么了。”
“我把他们厂的价格算低了。”方牧说，“算低以后，买的人把厂关了。这四百个人丢了工作。”
文嫂看着那张纸。
她没说话。
她把纸凑近了一点，用手指顺着第一行往下划，划了大概十行，停住了。
“这个，”她说，“念什么。”
方牧看了一眼。
“赵德海。”
“这个呢。”
“李凤兰。”
“这个。”
“王有根。”
文嫂念了三个名字，念得很慢，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。
念完她把相框还给他。
“方先生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不欠他们的。”她说。
方牧愣住了。
“什么。”
“你算错了价，那是你的活。”文嫂说，“关厂的是买的人，不是你。”
方牧看着她。
“文嫂——”
“你听我说完。”文嫂说，“我这八年，见过很多人替我说话。有个街道的姑娘，替我跑过三趟。有个记者，替我写过一篇稿子，写完没登出来。”
她顿了一下。
“他们都不欠我。”文嫂说，“可他们跑了，写了。我要是说他们欠我的，那就是我不讲理。”
方牧没说话。
“你也不欠他们的。”文嫂说，“你就是心里过不去。”
文嫂走了以后，方牧坐在桌前，很久没动。
他这五年里，想过很多次这件事。
他想过辞职，想过赔偿，想过给那四百个人找活。
他甚至想过给他们写信——可他不知道写给谁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他从来没想过的是：他其实不欠他们的。
这个道理是刚才一个不识字的女人跟他讲的。
用的是最笨的话。
那天下午，方牧做了一件事。
他把那张纸从相框里取出来，摊在桌上，从头读了一遍。
四百个名字，他一个一个读。
读到第一百三十七个的时候，他停了一下。
那是个女的名字，后面工龄那一栏写着：26。
读完四百个，用了两个小时。
读完以后，他把纸重新装回相框，摆在桌上。
然后他打开电脑，把文档最上面那句话改了。
原来写的是：这次我算的不是价。
他改成：
这次我要记住名字。
那天晚上，箱子上的数字走到：
83 : 11 : 42 : 08
方牧坐在桌前，把相框往里推了推，让它靠着墙。
他忽然想起博尧十九岁那年说过的一句话。
那时候他们刚认识，在宿舍。
方牧在算一道题，算了三遍都是错的。
博尧在上铺看着他，说了一句：
“你要是算不清，就把日子抄下来。”
方牧当时说：“算什么账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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